张荣祥的黄埔军校生涯

2016-07-24 16:48:57   25258

张荣祥,邹平县长山镇东关村人,1947年考入黄埔军校成都本校,现任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,兼滨州市黄埔军校同学会联络组组长。2003——2009年连续三次荣获黄埔军校、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“先进个人”荣誉称号。近日,已经80多岁的张荣祥老人向笔者讲述了自己1947年至1949年,在黄埔军校期间的学习、生活经历。

  


我是黄埔军校第二十二期学员,1947年1月在四川成都以南的双流机场入伍。如今60余年过去,回想当年在黄埔军校的生活,真是既紧张艰苦,又乐趣横生,既相对平静,又历经坎坷,使我体验到人生三味。


苦——训练强度大,每顿饭只吃三两米饭  


入伍后我在步兵科,生活非常紧张。早上5点左右就响起床号,10分钟内要做完穿衣、洗漱、叠被、背包、拿枪等内务,全副武装地到院内集合整队。整队完毕跑完10公里步后,回来吃早饭。吃早饭的时间只有10分钟,但大家争先恐后,一般不到5分钟就吃完了。

早饭后就进行教练,我们的教练分制式教练、持枪教练和野外教练。最苦的就是制式教练。说它苦是因为整天都是立正、稍息、向左转、向右转等,动作枯燥单一。最初一个月都是这种训练,经常在太阳底下立正几个小时,直到两腿发麻,嗓子冒烟。不过这些苦与挨饿比起来,都不算什么。那时进食堂吃饭,必须整队进入,各就各位后等值星官来。听到值星官的口令:立正、蹲下、开动,才能依令而行,动作要整齐划一、迅速规范。吃饭时6个人一桌,桌上立一个木桶,装着米饭,每人只能吃三小碗米饭,大约有3两,一碗汤,汤里一般有一片牛肉和几片大头菜。对我们这些20来岁的小伙子来说,一天三顿光吃这些是远远不够的,那时整天觉得饿,有时半夜也会饿醒。

开始一段时期,我们靠从济南带去的五身西服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换烧饼吃,还能将就,但是这些东西没了以后就不行了,整天饿得前心贴后背,特别是在操练的时候,真是饿得要命。到了临毕业,吃饭地点由食堂改到了南校场,那里风很大,经常刚盛完饭,饭上就是一层马粪、沙子、枯草等脏东西,也来不及挑拣,就连饭带脏东西一起吞下,因此,很多黄埔学生得过盲肠炎。


    乐——收到家人来信,抽“大头”去酒馆 


在黄埔军校,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星期天放假。每到星期天,我们就会穿着马靴、军官服昂首挺胸地走到街上,军官服的两个领子上绣着“军校”、“学生”两对字。我们身上散发的英气引起不少人、尤其是小姑娘的注目。

西校场附近春熙路上的韶城公园是我们最常去的地方,公园里的景物不多,现在印象最深的就是公园旁边的茶馆,军校的学生大都在这里喝茶。一般我们几个山东老乡会坐一起,一人要上一杯茶,胡天海地,高谈阔论。聊的最多的就是家里来信了,不管谁收到家书,我们都像是自己收到一样高兴,围起圈来听信的内容,从别人的家书中聊慰自己的思乡之情。最值得高兴的,便是某人收到家里的钱,那他就成了“大头”(当时我们叫抽“大头”)。钱多了,我们十多个人就会找个小酒馆,敞开肚皮喝酒吃肉;钱少了,就到存正门外的麻婆豆腐摊,那鲜香软嫩又辣又麻的味道,现在还时常从心底里缠缠绕绕,慢慢悠悠地冒出来。不管是喝酒吃肉还是吃麻婆豆腐,对整天吃不饱的我们来说,都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。


酸——因为扭秧歌,被当成“异己分子”  


现在黄埔军校的大事记里有关于我的一件事情的记载,这件事差点让我被枪毙,想来令我心酸不已。

1948年底,总队组织庆春节文化娱乐活动,我们几个家在北方的同学一起排练表演了扭秧歌。气氛喜庆,场面热闹,表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当我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中时,上天给了我一个晴天霹雳。当时,我所在的三中队指导员叫吴寿昌,他在大会上点名批评我扭秧歌是借机会搞反动宣传,是共产党安插在军校的潜伏者,是替解放区提前表演,还把这件事情上报到大队、总队,最后弄得全校都知道了。当时这件事在军校讨论得沸沸扬扬,同学们都不敢跟我说话,几个平时关系比较好的见了面也是偷偷地打手势,不敢让别人看到。很长一段时间我心情压抑,像整天背着很沉重的包袱。

临毕业的时候,我们中队换了个姓郑的指导员,因为是北方人的关系,跟我比较谈得来,经常找机会开导我,这样我才慢慢恢复过来。最终毕业的时候,当时的校长关麟徵因为这件事情亲自找我谈话,要我加强政治学习,并将我作为异己分子,但最终还是准许我毕业了。这成为我一生经历的最大坎坷之一,虽然过去了一个甲子,但现在想起来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张荣祥 口述 高学亮 张克 整理

责任编辑:王光磊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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